在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满怀激情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作为一个有60年党龄的我见证了半个世纪党的千秋伟业，深深地为我们党感到无比自豪！

1940年，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而幸运地长在红旗下。我清楚地记得，我家住在上海闸北的一个棚户区。父亲帮人打工但常面临失业。两个才十二、三岁的姐姐不得不进纺织厂当童工，都得了肺病，三姐来不及等到解放不幸病故。小弟弟才2岁因病无钱治疗而夭折。家里常常吃了中餐，不知道有没有晚餐。旧社会的痛苦生活我永远牢记在心。

我哥哥1945年5月在上海南洋中学加入了共产党，后进入暨南大学求学，担任了地下党总支委员和文学院支部书记。我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里常有他的一些同学到我家相聚交谈，他们知道我家经济困难，就经常带些食品和钱帮助我们。当时家人都认为他们是好人，直到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哥哥担任了闸北区团委书记，二姐和四姐先后参加了工作并入了党，组织上安排我家搬到公家的房子居住。从此，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作为新中国的青少年，我一心沿着成长进步的“三部曲：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目标不断努力。1950年2月，我加入了少先队。1952年9月我读初中，住在我二姐的虹口区委机关宿舍，吃在机关食堂。我周围都是党、团员，都非常关心和帮助我这个小弟弟，他们借给我看了许多进步书籍，印象最深的有《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等，以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看了不少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电影，这些都使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敬仰。1954年8月24日，我加入了共青团。1955年9月我被学校推荐考进了上海船校焊接专业求学，吃、住都不要花钱。1958年8月毕业，学校安排我留校，培养当政治教师。从此，我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选集》，我逐步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通过党课学习，我完整地了解了党的基本知识，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在哥哥、姐姐鼓励下，我于1959年2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努力争取入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最近，我又翻阅了自己保存了60多年的“入党材料”，有入党申请书和志愿书的草稿，有1959年、1960年每季度一份的和1961年预备期每月一份的思想汇报底稿。还有1960年10月29日党支部大会上党员同志对我的批评意见的记录。他们在肯定我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同时，认真而诚恳地对我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主要是：有时会患得患失，有时对困难有畏难情绪，有时又会有自满情绪，与同志开展批评不够大胆等。这些批评深深打动了我，我认识到归根结底还是个人主义，与党性不相符合。对这些批评，我表示虚心接受，一定努力改正。实际上，它们让我终身受益，常鞭策自己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我的入党过程就是这样从“感恩”、“进步”到立志献身，把自己的人生信仰同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

参加工作后，我不断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见习期每天上午去锻工车间劳动，下午才去办公，担任机械科团总支副书记和一个班的班主任。选我到上海教育学院在职进修两门政治理论课，还安排一位老教师指导我备“政治经济学”课，很快让我上了讲台。我住在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食堂。我和学生共同参加“三夏”和“三秋”农业劳动。还让我去部队参加军训，去上钢一厂支援建设。这些安排让我接触工农兵，向他们学习优良品德；又与同学打成一片，建立感情，努力做好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

1970年4月，学校搬迁镇江后，先后安排我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秘书，后在专业队、学生科、宣传科、宣传部、统战部、三系党总支、社科部和图书馆负责工作，最后在组织部工作。退休后被组织部、材料学院、南徐学院返聘为组织员工作十年。2010年以后，我被安排参加校关工委《成长驿站》指导教师工作，又担任离退休党工委委员，任一个退休支部16年的支部书记。这些工作虽然都很平凡，但都很有意义。尤其在南徐学院任组织员共与1055名学生新党员谈话、写材料；在《成长驿站》十年里共与500多名同学谈心，并参加50多项学院的教育活动。能为学校培养人和党建工作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是值得的，我是为我们党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出了一份力。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的党员，为党的事业尽职，就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近，党中央决定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更加增强了我们的荣誉感、归属感、担当感，我绝不辜负党中央的关怀和鞭策，在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终生的追求。